离家2万里中国医生的几内亚之行

时间:2022-06-12

  现在,每隔一年半,就会有新的医生从北京组队出发,来到几内亚。他们在这里经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也在新冠疫情中坚持诊疗工作。

  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在位于几内亚共和国首都科纳克里的中几友好医院,中国医生成为当地人的熟面孔。

  现在,每隔一年半,就会有新的医生从北京组队出发,来到几内亚。他们在这里经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也在新冠疫情中坚持诊疗工作。目前,第29批援几内亚医疗队正在继续这一医疗援助任务。

  10年间,在8批援几内亚医疗队的接续支援中,这家年轻的医院建起了全几内亚第一个重症医学病房,实现了当地人“重症不出国”的愿望,神经学科等各学科建设也取得显著进步,成为几内亚的示范医院。

  跨越三大洲、飞行历时54小时,当地时间2022年3月6日22时,第29批援几内亚医疗队抵达非洲,踏上了几内亚的土地。

  位于西非西岸的几内亚共和国,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1310万人,经济以农业、矿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粮食不能自给。疟疾、霍乱、寄生虫等传染病多发。

  炎热、贫穷、传染病,是医疗队接下来要克服的难题。22名队员中,2人来自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和北京市疾控中心,20人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的15个专业科室,他们将进入中几友好医院,完成18个月的医疗支援任务。

  3月14日清晨,医疗队在驻地进行了首次升旗仪式,在几内亚的行医生活拉开序幕。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中,医疗队完成了当地的不少“第一次”。

  4月21日,医疗队利用受捐的2条支气管镜、1条插管镜和支气管镜配套设备,迫不及待组装操练了起来。4月26日,几名队员在中几友好医院ICU内,为一位脑型疟疾的患者进行了床旁支气管镜吸痰,当地医护人员现场观摩,这是支气管镜在中几友好医院的第一次临床应用。随后,有8名当地医护人员报名参加了医疗队开展的支气管镜操作培训,掌握了基本知识和操作。医疗队也将设备转赠给中几友好医院,填补了几内亚支气管镜设备配置的空白。

  2022年4月,天坛医院医生在中几友好医院开展床旁支气管镜吸痰,当地医护人员在旁观摩。受访者供图

  在几内亚,由慢性肾小球肾炎、高血压肾病等引起的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数量庞大,需要长期血液透析的患者非常多。然而,当地没有医生能够开展自体动静脉内瘘成形术。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患者,会前往突尼斯等邻国接受动静脉内瘘成形术。大部分患者多采取临时血液透析通路,要承受巨大的肢体痛苦和经济负担。

  5月8日,天坛医院医生刘新农主刀完成了几内亚本土第一例自体动静脉内瘘成形术。刘新农安排当地医生为助手,向对方详细介绍了关键步骤和细节,如术前血管条件评估最为重要、术中瘘口大小和缝合方法等细节需要注意。这台手术吸引了几内亚另一家医院——东卡医院肾内科的医生前来观摩。

  2022年3月2日,中国第29批援几内亚医疗队出征授旗活动暨欢送会在天坛医院举行。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几内亚是医疗资源极为匮乏的国家。遇到较重的疾病,当地人往往要跨国就医。在首都科纳克里,包括中几友好医院在内一共只有3家大型医院,中几友好医院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家。

  2012年4月11日,在中几双方的反复协调和共同努力下,由中国政府援建几内亚的中几友好医院正式开业。同年,中国开始派遣医疗队专职队长,兼任中几友好医院副院长,参与医院管理。

  援几内亚医疗队由北京市属八家大型综合性医院为主,轮流整建制派出。从第22批援几医疗队到第29批,相继有8支医疗队进入这家医院。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医生如燕子衔草搭窝一般,一点点带去新东西。不同的援外队员,记录下医院十年间的变化。

  “刚到中几友好医院胃镜室,心理落差很大。一个小房间,一条胃镜。胃镜镜头模糊,操作部按钮不灵活。没有消毒液,没有清洗消毒胃镜的水池,只有一个家用小洗手池,胃镜无法放进去冲洗……尽管如此,这也是当地为数不多提供胃镜检查的医院之一。”这是第23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医生吴素萍的记录。

  于是,吴素萍开始改造胃镜室。她建议院方换一间大一些的房间,并开始四处寻找大水池,了解到安贞医院一条闲置的纤维胃镜功能正常,她向后方说明了情况,由安贞医院向中几友好医院捐赠了设备。此后,胃镜室终于正常启用,常有周边诊所和其他医院的患者慕名来中几友好医院做胃镜检查。

  2014年埃博拉肆虐西非期间,北京友谊医院派出的第24批援几内亚医疗队分两批奔赴几内亚。医疗队代表中国政府,向医院捐赠了呼吸机、血透机、手术显微镜、超声引导装置、腹腔镜、数字摄影等一批先进的医疗设备。队员在中几友好医院开展神外显微手术、腹部微创外科及超声介入手术的培训及临床应用,开启了几内亚的显微手术时代。

  一年半后,北京同仁医院派出的第25批援几内亚医疗队,在中几友好医院建起了几内亚第一间重症医学监护病房。

  “刚到的时候,那儿只有一个房子,别的什么都没有。”同仁医院医生韩鹏举如此记录,医生工作站的桌子,是队员们和中几友好医院院长驾车几百公里,进入木材厂选材制作的;为了方便当地护士认识监护仪,仪器上的每个按钮由中国医生贴上了法语单词标签;医疗队组织几百课时的理论课和操作课,为当地人员培训。三个月时间,ICU挂牌;医疗队归国时,ICU已成为明星科室,当地人将这里视作危重病人最好的医疗保障。

  虽有物质条件制约,这家医院仍在“长大”。在第28批援几内亚医疗队支援期间,中几友好医院建起了神经医学中心。在第29批医疗队支援期间,医院二期已经建成在即。

  支援期间,第28批医疗队队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医生何婧瑜曾接诊几内亚一名39岁男性。入院时,患者心律失常,CT提示大脑左半球出血。当地ICU医生要请心内科医生会诊,何婧瑜问,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他说是心脏,何婧瑜说,不对,这是脑出血后脑心综合征的反应。

  脑梗后的并发症有很多,除心律失常,还包括急性肠麻痹、肠梗阻等。对于许多疾病的归属,不同科室会从不同角度去考虑,而当地医生习惯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科室之间交流较少,没有综合思考的习惯。

  几内亚天气炎热,ICU做不到无菌,开颅手术容易出现颅内感染。何婧瑜协调神经内科、神经外科、ICU多科室会诊后,觉得还能等待,对患者进行了保守治疗。这之后,患者又相继出现发烧、肺炎、心律失常、急性尿潴留等症状,经过一系列治疗,终于在一个多月后恢复,可以自己走着出院。

  当地医生对多学科协同产生了兴趣。何婧瑜以此为契机,联合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影像科一道开展多学科临床沙龙授课,希望他们从单系统疾病诊治发展到多学科、全身系统的综合评估,将“单兵作战”发展为“全兵作战”。有一次,一位神经内科医生听她讲到脑梗后胃肠紊乱的症状,惊讶地表示曾以为这是消化科的问题,又询问她有没有写过文章,何婧瑜说没有,但读过,于是找来论文发给他。从此之后,每当听说ICU接诊脑梗病人出现胃肠道问题,这位医生都会跑来看看。

  神经外科医学早已进入微创、显微外科时代,这在当地还是较为陌生的概念。第28批医疗队队员、宣武医院医生王兴文介绍,医疗队在当地做的第一台手术,患者是一名24岁的颅脑外伤男性,中国医生进入手术室时,当地医生已按习惯将切口设计好。王兴文看了一眼,发现切口有13-15公分,设计得太大,于是通过微创手术方式将手术切口缩短一半,借机为他们进行了演示。手术持续了3个小时,术后四天,病人可下地活动,一周后出院。如按常规手术,患者出血量多、损伤大,住院时间将延长。

  当时,医院中还有一台建院时中国捐赠的手术显微镜,已在角落积灰多年,无法正常使用。第28批医疗队队员找来技师修好了显微镜,并用其为一名30多岁的几内亚男性患者开展了首例颈椎前路间盘切除的显微手术。搭台的当地医生说,这是他第一次在手术显微镜下看到神经长成什么样子,之前从没看得这么清楚过。后来,医疗队又为当地购买了400多万元的设备,包括最新的显微镜。

  看完这些现场演示的显微外科手术,当地医生主动提出希望中国医生多讲讲。之后,医疗队开始举办神经医学专家讲坛,面向整个几内亚免费开放。

  学习在工作之余展开,王兴文发现,当地医生上课之后,会主动去实验室练习显微操作、缝合。有一次,一名椎间盘突出患者入院,王兴文走进手术室时,发现他们已经自己把显微镜推过去开始做了,他感到非常欣慰,术后用法文祝贺主刀医生,“你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

  2014年3月24日,第23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安贞医院医生曹广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短信是法语的,是几内亚当地政府面向全体市民发布的疫情提醒,其中“埃博拉”一词让他心中一紧。

  埃博拉是人类历史上发现的最可怕的病毒之一,平均死亡率50%,有时高达90%,感染者可出现致命的出血热。1976年,埃博拉在非洲首次被发现,对于中国医生来说,这是只出现在教科书和新闻上的陌生病毒。

  就在接到短信的前一周,曹广所在的科室收治了一名奇怪的男性病人。患者呕血、便血,自始至终出现难以解释且逐渐加重的出血倾向。曹广曾为患者查体,发现其左眼眼白部分已全部变成血红色,护士给病人翻身时,他看到患者左臀部的臀大肌注射点像泉水一样往外渗血,浸湿了裤子和床单。

  这是科纳克里首例埃博拉感染者。之后,为其施治的9名当地医务人员被感染,6人死亡。两名中国医生曹广、吴素萍因有接触史而被隔离21天,所幸平安无事。

  世界卫生组织官网上仍记载着他们经历的这场疫情——这是自埃博拉被发现以来最大且最复杂的一场疫情。这也成为第23批、第24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的共同记忆。

  第24批医疗队除常规工作外,还为实验室检测队、临床和公共卫生专家组、公共卫生培训专家队等各支队伍承担大量协调和后勤保障工作。2015年1月,当时的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组派了6批12人次公共卫生专家组,累计为几内亚培训了1679名公共卫生人员、社区医疗服务人员等。

  2018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访问北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时提到,在刚果出现新的埃博拉疫情后,有34名来自几内亚的医生参与了那里的埃博拉疫情救援。他们当年接受了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医疗培训,现在已能帮助非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抗击埃博拉疫情。

  当地医院无法做到“三区、两通道”的院感改造,ICU环境杂乱不通风,当地医护也不习惯佩戴口罩和手部消毒,没有单间隔离的意识。疫情发生后,曾有多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冠。

  何婧瑜不断提醒他们加强自我保护:每天盯着他们戴口罩,拿着消毒液让他们消毒,接诊传染病患者后,会要求将患者转入单间治疗,并要求医生加穿隔离衣。久而久之,当地医务人员开始互相监督佩戴口罩,查房后会主动向何婧瑜伸出手,有时还会反过来给她挤消毒液。

  在医院工作时,队员要佩戴N95口罩、戴双层手套、穿隔离衣,炎热之下十分辛苦。王兴文曾参与一台手术,中途患者疟疾发作,他既参与抢救,又要送检患者血样,那一天,他在医院待了12个小时,下手术台时,全身就像水洗一样,回房后累到话都不想说。

  “医疗队所有人都瘦了,我们说这是减肥的好机会。”王兴文开玩笑说。在几内亚,王兴文瘦了24斤,何婧瑜瘦了30斤。

  “在几内亚时,我一直在想我们到底能为当地人做什么,这是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离国家两万多里,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经历。”王兴文说。

  往年,中几友好医院的医生可来到北京的医院进行学习交流,由于疫情,原本计划在宣武医院学习的十多名医生无法成行,医院便为其准备了线上课程。有一天,一名原本很认真的医生突然不上课了,王兴文询问原因,对方告知他自己电脑坏了,修电脑需要60美元,他付不起,王兴文就给了他60美元,让他可以完成学习。事后,那名医生对王兴文说,自己特别想去中国,想看看中国的神经外科是什么样子,希望王兴文能继续做他的导师。

  长年与中国医生交往,当地医生对于中国文化不陌生。他们知道烤鸭、长城,有的可以用中文进行基本交流。日常查房时,何婧瑜也会教他们一些中文,一名医生说,他的儿子原本计划去中国留学,他学会了再教给儿子。

  何婧瑜也感受到当地医生对中国医生的尊重和善意。医疗队刚到几内亚时,当地人很热情,习惯性地要拥抱她,几内亚的一名医生走上前说,不要拥抱,要握手;当她穿着绣着国旗的白大褂走在医院,当地医生会主动打招呼。

  几内亚物资匮乏,购物不便,许多东西买不到。离开时,第27批医疗队队员把能留下的物资都留下了,何婧瑜“继承”了两张电话充值卡、防晒霜、内衣消毒机等;与第29批医疗队交接时,她也延续传统,为新队员准备了电话充值卡、净水装置、洗漱用品和小零食。而在医生宿舍,内科学课本、热带病诊疗及防护手册、临床心电图图谱等专业书籍,已不知是第几批医疗队留下的了。

  何婧瑜刚去几内亚时,第27批医疗队的同行告诉她,几内亚的人学东西很快、但需要反复学习,她在讲课时就会留意对知识点反复强调;与第29批医疗队同行交接时,何婧瑜告诉了他们当地传染病的情况和部分重点案例,将当地ICU医生的电话、照片、基本信息都发给他们,希望他们减少陌生感。

  王兴文则从上一批队员处了解到,当地神外科有两名医生,能做相对简单的手术,受制于硬件设备,复杂的手术开展困难,显微手术很少;与下一批队员交接时,他告诉对方,医院的设备已得到极大改善,拥有全几内亚最好的显微镜,接下来要做的,是如何利用现有条件,进一步提高医疗技术。

  让几内亚医院越来越好、百姓不必跨国求医,成为一批又一批援外医生的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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